在學界同仁的配合努力下，2006年清史研究保持良性發展態勢，取得了可喜成績。研究仍集中在政治史、經濟史、明清易代史、學術思想史、邊疆史地史、中外關系史、社會史以及晚清史等領域。以下就管見所及，對本年度清史研究的基本脈絡作一概述。

一、學術會議

本年度，學界召開了多次與清史有關的學術會議，涉及的內容比較廣泛。關于清代學術文化的，有“清文化學術研討會”，這次會議是爲慶祝沈陽建设“清文化研究所”而舉行的；關于清代宮廷史的，有“第八屆清宮史研討會”；關于中外關系的，有“西學與清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第八屆中國•琉球曆史關系學術研討會”；關于晚清史的，有“晚清國家與社會國際學術討論會”。以上學術會議的召開，有利于相關領域研究的深入。

二、政治史

專著。常建華《清代的國家與社會研究》（人民出书社），該書接纳自上而下地由國家看社會與自下而上從社會看國家相結合的研究要领，對以下兩個方面內容給予了關注：一方面比較關心國家的社會政策、國家的社會性質、國家政令在地方的執行情況、官書中所反映的地方情況；另一方面從地方志探討風俗入手，研究清人社會生活，並從風俗習慣透視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雷炳炎《清代八旗世爵世職研究》（中南大學出书社），對清代世爵世職的産生與演變、八旗世爵世職的封贈與晉升途徑、八旗世爵世職承襲制度、八旗世爵世職封贈的階段性變化及其內部差異、八旗世爵世職的教育與入仕、八旗世爵世職與清代政治等問題作了研究。姚繼榮《清代方略研究》（西苑出书社），對方略在清代官修史書中的职位、方略産生與發展的曆史條件、方略編纂的繁盛、延續與降低、方略與清代政治、方略的社會曆史觀、方略在曆史編纂學上的意義以及方略的曆史文獻價值等問題進行了研究。鮑永軍《紹興師爺汪輝祖研究》（人民出书社），將汪輝祖作爲清代幕友的典範，揭示了汪輝祖所處時代配景，考察其生平事迹，然後論述其行爲背後所依據的幕學、吏治、执法思想，總結其人生哲理，並評價汪輝祖的曆史职位與影響。

科舉制。本年度學界掀起了“科舉學”的研究熱潮，不少學者紛紛撰文研究。李世愉發表了《試論自然災害對清代科舉制度的影響》（《東北史地》5期）、《清代科舉經費的支出及其政策導向》（《清史論叢》2006年號）、《科舉制度下的朋黨之爭》（《人民論壇》10期）等文探討科舉制問題。他在“科舉文化與科舉學學術研討會”上提交《應重視對科舉落第問題的研究》一文，從落地士子引發的社會問題、曆代對落地士子的政策、科舉制度對落地士子的作用、落地士子自身的選擇以及社會對落地士子的態度等五方面對落地士子進行了考察，強調應當重視對落地士子的研究。該文被上海社科聯主辦的《探索與爭鳴》雜志選用，在學界産生較大反響。

禮制。邱源媛《清入關前的宮廷禮樂及其政治文化意義》（《清史論叢》2006年號）通過滿漢文本的對照，從祭祀儀式、鹵簿儀仗、禮儀大典等方面對入關前宮廷禮樂的形成、演變進行了考察，認爲清代滿、漢兩種禮樂模式並存深刻反映了政權的統治思想。李中路《清代太廟與祭祀》（《紫禁城》1期）、劉洋《清代宗祧繼承制度》（《法制與社會》3期）、王戈《清代瓷制禮器：禮制的歸附與傳承》（《紫禁城》1期）、溫顯貴《從教坊、南府到升平署——清代宮廷戲曲治理的三個時期》（《湖北大學學報》3期）等文對清代的祭祀、禮器、宮廷樂等禮制進行了探討。

吏治。李世愉《賣官鬻爵的曆史反思》（《人民論壇》18期）、李潤強《清代進士職官遷轉研究》（《西北師大學報》2期）、高偉凱和張桂琳相助的《清朝官員腐敗成因分析》（《學海》2期）、周保明《清代縣衙吏役的內部治理》（《北方論叢》1期）、霍存福《從業者、素養、才气：職業與專業視野下的清代訟師》（《遼甯大學學報》1期）等文，則對與吏治相關問題進行了有益探討。

政治人物與督撫制度。楊海英《施琅史事探微》（《清史論叢》2006年號）從施琅與明末清初福建文武世家的關系、入旗問題等方面進行了探討。徐春峰《清代督撫制度的確立》（《曆史檔案》1期）考察了清代督撫制度確立的三個階段及特點。

三 、经济史

本年度經濟史研究主要涉及區域經濟、手工業與商業等方面。

區域經濟。鈔曉鴻《浇灌、環境與水利配合體——基于清代關中中部的分析》（《中國社會科學》4期），針對學術界以所謂的水利配合體及其解體理論來解釋明清時期的水利社會及其變遷的觀點，結合田野考察、發掘民間文獻，分析關中中部的渠堰浇灌及水利社會，對該理論進行若幹辨析與反思，認爲地權的相對疏散也會出現配合體內部權利與義務的脫離，各地水利配合體的解體時間未必統一于明末清初時期。汪慶元《清代徽州魚鱗圖冊研究——以< 休宁县新编户口鱼鳞现业的名库册>爲中心》（《曆史研究》4期）指出，康熙年間徽州府休甯縣新編戶口魚鱗圖冊，以現業主“名”登記土地産權，跟蹤地權變動，在人口流動和地權頻繁轉移中使魚鱗圖冊名實相符；衡宇基地、路、墳等非生産用地支解零碎、地權疏散，而圖冊登記很是詳細；在土地登記中，都圖治理者在冊改錯、驗明契稅、局部丈量、厘清産權，對地籍實行動態治理。秦進才《大覺寺所藏清代契約文書史料價值淺談》（《中國農史》2期），從北京清代寺院經濟活動的可靠記錄、北京清代社會經濟活動的縮影、大覺寺清代曆史的真實記載三方面，探討了北京大覺寺發現的契約文書的史料價值，爲研究清代社會經濟史提供了新的資料線索。

手工業與商業。藍勇《清代滇銅京運路線考釋》（《曆史研究》3期），認爲以前學術界在銅店數量、路線分合、開修時間上存在不少錯誤認識，清代滇銅京運路線有分運、遞運、長運之分，其中遞運中的石門舊道、金沙江黃草坪水道、奎鄉道、烏撒入蜀道、羅星渡五道最爲重要，而長運沿途的重要站點水路狀況複雜，灘險風險追補和程限的制度與實際運行有較大區別。京銅運輸是清代規模弘大的運輸工程，其運輸门路網絡相當複雜與完善。

倪玉平《齊彥槐與道光初年海運》（《清史論叢》2006年號）、汪崇筼《清代徽州土地與商業投資回報率的比較》（《清史研究》1期）、鄧永飛《米谷貿易、水稻生産與清朝湖南社會經濟》（《中國經濟史研究》2期）等文也就相關問題進行了考察。

四、明清易代史

專著。陳生玺《明清易代史獨見》（上海古籍出书社增訂版）。該書作者數十年來潛心研究明清易代史，于1991年即出书《明清易代史獨見》一書，共收論文11篇，受到學界好評。再版時又增入10余年來精心結撰的多篇論文，並對原書所收各篇進行了全面修訂，從而成爲面貌一新的增訂本。該書涉及明清爭戰和議、清兵入關、剃發令等重大課題以及對陳圓圓、李岩、毛文龍等重要曆史人物的史料發覆，具有較高學術價值。楊海英《洪承疇與明清易代研究》（商務印書館2006年8月版），對洪承疇與清廷及滿族貴族之間的關系、清廷賜婚劉夫人、洪承疇自內務府擡入八旗以及洪承疇的宗教意識、自我意識等問題進行了詳細探討，希望能夠勾勒一個越发具體、生動的洪承疇形象。錢海嶽的120卷、350萬字的遺作——《南明史》（中華書局）爲紀傳體史書，分本紀、志、表、列傳四部门，對自崇祯十七年五月至永曆三十七年間的南明史，舉凡政治、經濟、人物、戰爭等重要內容做了深入研究，該書取材宏富，持論平允，創獲頗多，深得學界好評。蘇雙碧主編《洪承疇研究文集》（人民日報出书社）收入研究洪承疇的文章20篇及4篇“附錄”，從多角度、多方位對洪承疇這一在易代之際占有重要曆史职位的人物進行考察。比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蘇雙碧《再談曆史人物評價的幾個問題》、王宏志《洪承疇的民本主義思想》、李治亭《再辨洪承疇降清問題》、劉鳳雲《論洪承疇招撫東南與經略西南》、王政堯《京劇、閩劇與洪承疇研究》等。

明清之際曆史门路。陳生玺《明清之際的曆史選擇》（《文史哲》3期）一文指出，從當時的曆史實情出發，明朝有不在1644年滅亡的幾種可能，李自成也有取代明朝而統治中國的曆史條件，清朝也纷歧定能夠入關統一中國。關鍵是在當時曆史的機遇中各方面對現實的選擇，選擇正確了就乐成，選擇失誤了就敗亡。明朝、李自成和清各有選擇正確方略和舉措失誤的經驗和教訓。在這種選擇的過程中，體現了各派政治勢力和各種曆史人物的主觀能動性。

明遺民。孔定芳《清初“明遺民”的身份認同與意義尋求》（《曆史檔案》2期）、《明遺民的“後王”理想及其恢複期待》（《西南師範大學學報》3期）、《明遺民與“博學鴻儒科”》（《浙江學刊》2期）等文對明遺民的相關問題進行了考察。其中，最後一文指出，鴻博之征促成了遺民社會的嚴重分化。除部门志節堅貞者拒絕應試以外，亦有部门遺民一改從前之強項不屈，或出而應征，或先拒而後附。這種分化說明明遺民已然發生深刻的觀念蛻變。楊權《嶺南明遺民僧函可“私攜逆書”案述析》（《學術研究》2期），考察了清初遺民僧函可一案，認爲它與地下複明運動相關，並非“清代第一文字獄”，而是一宗牽涉到洪承疇的反清“謀叛案”。